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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国籍可能引发重大风险,高净值人士尤其要注意

长久以来,中国高净值群体中部分人士热衷于悄悄地维持自己的双重国籍。人们寻求获得他国国籍身份的动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

1.父母为了便于子女海外留学和发展;

2.企业家为了便于自己的企业海外IPO或海外投产收购;

3.高净值家族为了便于资产的全球配置及财富传承和税务利益;

4.为了保持家庭成员跨境流动的便利甚至出于某些避险的考虑,等等。


如果说他们的初衷可能各有不同,那么,维持双重国籍身份的目的往往大体上相同,就是为了同时享受两国各自的国民待遇及种种便利、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以选择性地利用其中一国身份达到相对更为有利的目的,比如在某些国家的出入境方面、在应对金融机构就CRS要求的居民身份认定方面。


用这种“脚踩两只船”的方式维持双重国籍的人士还往往希望这种状态能长久持续,直到最后一刻不得已才会去考虑到底是否应该如原先设想的那样放弃中国国籍。


这类群体中,不乏有人了解中国国籍法及其相关管理实操对于双重国籍不承认、不接受的事实,但可能大部分人对于拥有和选择性地利用双重国籍会产生的负面后果和其它潜在风险认识不足、风险意识淡薄,而且存在不少误区。


然而,近期随着新的全国性人口普查即将开始的官方消息传播开来,法律界人士对高净值群体中这种现象开始提出了警示。同时,有人在实务操作中也遇到的了在法律合规性问题、法律纠纷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以及税务方面未曾料到的棘手问题。


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到人口普查可能是一个绕不开的坎儿,因而对此忧心忡忡。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提示高净值人士关注、重视这个问题,尤其是与之紧密相关税务问题同样不可忽视,甚至在经济利益方面对这类高净值群体的影响可能更大。


一、需澄清的认知误区

要认清相关税务风险,首先需要澄清一些常见的认知误区,比如,


其实,对于原先习惯性居住于中国境内的个人而言,这些结论都是错误的。根据中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国税务居民的判据可以归纳如下:



可见,判断个人是否为中国税务居民,并不以国籍作为判据,而是区分在境内否是有住所、且需按不同的要素予以界定。


所以,对于原先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不会仅仅因为其国籍身份变化(或取得他国永居身份)而改变他的中国税务居民身份。所谓“有住所“,不是指拥有房产,而是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境内习惯性居住的状态。


显然,改变国籍或不再拥有境内房产并不一定改变这种境内习惯性居住的状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离境183天而成为非居民的规定只适用于境内无住所的个人,而不适用于有住所的个人。


二、出现双重税务居民身份如何解决?


当个人由于国籍身份(或永居身份)、生活工作状况、家庭关系、经济利益关系等方面的原因与两个国家产生一定程度的关联关系后,无意间可能造成双重税务居民身份问题。个人如果确定是一国(法域)的税务居民,那么他就负有该国税法规定的完全纳税义务,该国税务机关有权管理个人的所有纳税事项与涉税收入。


所以,坊间俗称税务居民身份为“税籍”。如果该国采用全球征税税制,那么其税务居民就有全球收入向其申报纳税的义务。要判断自己究竟属于哪个国家的税务居民,首先需要判断根据这两国各自的税法自己是否为各自的税务居民。


也就是说,是根据税法而不是国籍直接判断的,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于税务居民的界定不以国籍作为首要或唯一要素。如果出现一人同时为两国国家(法域)的税务居民,就需要通过双边税收协定(如有)来做进一步判定,如果没有税收协定,则可依据相关税法确定是否可以适用境外所得已纳税款的抵免措施来避免双重征税。



三、忽视或误判自己的“税籍”会带来什么风险

忽视或误判自己的”税籍”归属往往直接导致在一国漏报收入,需要补交税款并可能被处罚款以及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产生日积月累的滞纳金。而同时,可能在另一国多报了收入。这类事情在拥有双重国籍的高净值群体中时有发生。


近年来,CRS制度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实施也令部分高净值人士倍感压力和焦虑。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以往的境外收入申报披露方面存在不合规问题,而当时及现在的税务居民身份会牵出这些问题。因为一旦被迫如实确认“税籍”,离岸金融账户中的资产信息就会被报送到其“税籍”所在国的税务机关。


比如,一些人过于自信、敢于冒险,设法利用自己的他国国籍身份,向金融机构声称自己是非中国税务居民,意图引导金融机构改变原有文档记录,将其“税籍”确认指向他国。


一典型案例是,Y先生曾经通过加拿大移民计划获得该国国籍。在回应其境外银行询问核查税务居民身份时,他出示其持有的加拿大护照及其它佐证材料(比如居住地等等信息),使该银行接受他的主张。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他本人及家人当时为获得加拿大国籍曾在加居住生活若干年。在此期间,他的税务居民身份基本可以判定在加拿大。当Y先生的离岸账户信息最终被报送至加拿大税务机关,相信税务官员会发现这送上门来的好消息中包含了这位曾经的税务居民的大量金融资产信息。对Y先生来说,税务问题随之而来,层层深入,难以应对。

这是典型的前期缺乏规划、出了状况“临时抱佛脚”、混淆国籍与税籍关系的案例。


另一类典型案例发生在以家族财富保护与传承为目的的离岸家族信托安排中。


由于人们将这类信托安排视为资产信息的“黑洞”,以为只要将资产放入信托,加上委托人本人及/或家人作为受益人改变了国籍,就实现了绝对信息保密、纳税义务免除的完美节税目的。事实上,CRS制度设计中对以资产传承为目的的这类信托安排下的信息披露要求是有条件的披露,并非绝对不披露。如果受益人被披露,决定其信息报送的方向、是否视同实现收入、是否当年需要申报纳税,这些都取决于受益人的“税籍”,因为税籍决定报送方向、税籍决定适用哪国税法、税法决定是否需要申报纳税。一般而言,个人的税籍不会天然就是比较理想的。


因此,如果对受益人的税籍没有调整到位,从税务角度来看,是一种缺失,甚至可能导致所谓的税务规划失效。


四、如何应对?

在FATCA及100多个国家/地区参与的CRS网络之下,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士认识到全球税务透明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各国将强化税务监管及相互间的协调。以往通过寻求资产信息“黑洞”用以隐蔽资产达到避税的方法,现在既不合法也不现实了。


笔者建议,面对日益趋紧全球税务环境,相关高净值人士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检视本人及家人目前的税籍.

是处于临界状态或较为明确的状态;是理想中的或不够理想的。如果处于临界状态,往往比较容易,稍加调整即可加以优化。如果不够理想,则需要规划。由于国籍不等于税籍(除了少数情况下),如果认为税务优化是优先目标,则身份规划需要服从于税籍规划。这可能需要安排身份再规划,并且做实到位。即:在确定理想的税籍目标后,需要按照相关税法的规定,建立与该国足够程度的关联关系,以符合其税务居民的判据。同时,需要弱化与目前税籍所在国的关联程度以符合非居民的判据。由于适用税法的相关判据可能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操中个案处理需要谨慎、到位。


2.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如果个人与家庭欲改变在境内有住所的状态而计划移居境外,想注销户籍的,依据新税法,必须先行在中国完成离境税务清算。

3.梳理、检视目前的税务合规性,量化评估风险程度,考虑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4.同时,梳理目前个人及家庭资产的持有架构、资产构成及区域分布情况,考虑是否需要优化调整。

5.在此基础上,结合家族资产全球布局、结构性调整、财富传承等新目标,轻装上阵、积极规划。如果先前已有税务规划(比如已经设立了离岸家族信托),有必要重新检视其有效性,包括确认其有效性是否基于家族成员中收益/资产承接者的特定的税务居民身份(且该税籍规划是否有效到位)、税务递延的时间上的合理性及可操作性、家族成员整体税负优化的效果。在某些情况下,为实现家族整体税务优化,税务规划需要利用家族成员的税籍身份。

6.面对全球税务透明化的环境,为实现家族持久有效的税务优化目标需要以合规为基础,与时俱进地检视家族内外环境的变化,适时优化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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